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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属近代所建构的概念，于近世之中，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对此一概念的理解有何差异?
• 闽、粤、潮、客等移居海外的华南地方族群，对｢中国｣之想像有何不同？ 为何如此？
•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大陆国民政府乃至英治下的香港与新加坡，对｢国货运动｣的理解与盘算有何不同?
｢中华民族｣并非自古以来自有永有之概念。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大陆之政情﹑新加坡与香港的英殖管治﹑日本作为后起帝国在南洋的势力扩张﹑移居海外的华南地方族群对其广东与福建等不同侨乡各异的关心之情﹑海外华商受全球经济大萧条影响的商业利益计算，都是形塑「中国」想像的各种不同力量。为此，在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之间，中国民族主义精神有不同演绎。
换言之，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并没有自动消弭各语言群之间的鸿沟与差异，自动统合各侨乡联带的国家认同。在二次大战之前，泛中国想像共同体仍未真正成形，广东、福建、客家等以乡音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仍具重要影响力，对中国民族主义精神各有不同诠释。一九一〇年代末，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精神以反日为纲；至一九二〇年代，英人被视为敌人；至一九三〇年代，日人再次成为公敌。中国大陆民族主义定义屡有变化，不同华商网络之间的磨擦随之而生，乡缘联系最终消磨而非巩固海外华人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
在此脉络下，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新加坡与香港这两个港口城市的历史发展轨迹。于近世之中，新加坡与香港不只是英帝国殖民地，亦非只是日人眼中亚洲尚未开发的南洋。南洋华人自称华侨，也不完全跟从中国大陆的政治领导。进一步地说，南洋并非只是中国大陆的延伸，而是一个独特的政经与文化空间。这个空间以香港与新加坡为两轴，香港接连广东，新加坡接连福建，同时亦串连日本帝国的商业网络（例如粤商的神户-香港-新加坡商业网络，或闽商在日本南进政策之下从基隆经爪哇各埠到新加坡的物流线)。与此同时，香港和新加坡的商业走廊，是在中国、南洋与日本帝国（包括台湾）贸易交流与政治动员之中华商跨域活动的汇集处。这个空间的历史，也因而是多重的流动史。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政府已逐渐操控中国与海外之间的各种流动。海外华人如何才能保存既有的多元自主文化空间？参考二十世纪初的历史经验，保存闽、粤、潮、客等华南语言，巩固各华南语言族群的在地与跨域网络，维护多元自主的民间社会，也许仍然是应对中国大陆官式民族主义的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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