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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性视角剖析台湾史上第一起女性连环诈欺弑亲案。
★狱中亲访现存唯一女死囚林于如，融合其自传与相关人士访谈，揭露「惊世媳妇」以外的面向。
★在宛如《柯波帝：冷血告白》的抽丝剥茧中，除了谋杀，也窥见六合彩风潮下的赌徒。
耗时三年、多方调查
首部台湾女性连续杀人犯的罪案书写
卓越新闻奖得主胡慕情狱中多次采访死刑犯林于如
取得亲笔自传
试图探讨悲剧成因、判决过程与真相
「我恨不得一声枪响，让我脱离苦海，但是为什么，我是惊世媳妇？」
二○○九年，年仅二十七岁的林于如被控谋杀自己的母亲、婆婆和丈夫，经过最高法院进行生死辩论后，判处死刑定谳。
迄今为止，台湾因谋杀判死的女性仅有四人，她是二十多年来首例，也是目前唯一尚未执行死刑的女囚。当时媒体大幅报导其犯案过程与动机，称她为「黑寡妇」、「惊世媳妇」，数家媒体与判决书的故事版本却各有出入。
情杀、财杀……女性被认定的谋杀理由，其实与男性并无殊异，但杀妻的男性不会是猎奇的对象，他们不会被称作「惊世丈夫」。而人的行为轨迹，是否又能归于单一因果？
本书是资深记者胡慕情采访林于如案相关人士的纪录。在一次次心理攻防、信任的破坏与建立之后，林于如也亲手写下自己的人生诠释。采访过程、媒体叙事、判决书文本，融集了各方人士与林于如本人对案件的看法，以及林于如自传中的生命轨迹与犯罪历程……在所有观点的并陈与对话当中，或许我们能尝试从悲剧的事实边缘，提炼出可被理解与重视的社会脉络。
你若想死，不怕没鬼可做
母亲、婆婆与丈夫的死亡，她都认罪了
媒体报导中的自己竟如此陌生
她否认因赌债杀人，笔下的人生却是死亡与背离的赌注
在任何一种乌托邦愿景中，幸福都是必要条件。
这意味着，在现实中，幸福是无法得到的……
作者介绍
作者简介
胡慕情
1983年生，曾任台湾立报、公共电视《我们的岛》文字记者、端传媒特约记者。关注环境、人权与社会案件，新闻作品曾获吴舜文新闻奖、卓越新闻奖、SND最佳新闻设计创意奖；着作《黏土：湾宝，一段人与土地的简史》获金鼎奖非文学图书奖。偶撰影评与书评，现为镜文学文化组采访主任。
目录
序
上篇：她，惊世媳妇
中篇：我是林于如
下篇：生命的田野
后记
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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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初次听见「林于如」，已是相当晚近的事。纵然她的案件轰动一时，个性使然，「林于如」并未在我视阈可见之处。她生于一九八一年，与我相差不及二岁，当她已婚、生子、杀夫，我仍单身，拥有一份稳定的记者工作；至于婚姻与孕育，不在想像之内。二〇一五年前，关注的是环境议题。不同于许多同业的伶俐反应与关注多元，罕能一心二用，仅能走在窄仄的小路。
二〇〇八年，台湾发生了多起农地征收案件，抗争不断、烽火连天，尽其可能地追踪每一宗土地征收案件，其中唯有后龙湾宝这个村庄成功对抗征收。民怨四起，二〇一一年，政府修正土地征收条例，但及至二〇一三年，征收的问题没有因为修法而改善或停止。这件事一直困扰我，因为重复的冲突现象让我质疑报导是无用的；那年春天，恰逢湾宝抗争领袖张木村过世，使我决定尝试用书的形式去探问：被征收户的苦痛到底从何而来？探问引我走向爬梳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如何作用于各种公共政策的路径，而在写书末期，发生了北捷随机杀人案——一名大学未毕业的少年郑捷以一把刀，在捷运上刺死了四人、伤害了二十八人，那天起，才开始将视角转向社会案件。
作家约翰．伯格在〈苹果园（给里昂市长巴尔的一封公开信）〉里曾写：「先生，您会说哪一种建筑物收藏最多的梦？学校？戏院？电影院？图书馆？洲际大饭店？舞厅？可不可能是监狱？」开始探问「人为什么杀人」后，这句提问，经常出现脑海。常人会斥之荒谬，现实却是如此：所有掠夺，都包藏想望。不论偷拐抢骗，烧杀掳掠，行为总受意念驱动。郑捷以为他开展屠杀之际，会像电影里搬演的剧情一样遭枪声制伏。是被人澈底毁灭，被人一边注视并抹杀的渴求。他搜刮并摧毁许多人的梦，进入牢笼，但他的想望最终实现。枪响那一刻感觉荒唐，困惑使我在喧哗里掉泪。
不想活。所有人或多或少有过的念头。每个人念头的生成背后，有各式各样的遭遇。北捷案发生前，随机杀人案早就存在；在行政部门试图以死刑安抚社会对随机杀人的恐惧后，随机杀人案仍然发生。第一位随机杀人犯黄富康在二〇〇九年犯案，杀死了初次见面的房东，甚至差点灭其家门；二〇二〇年，一名男子王秉华因与配偶争吵而以刀刺杀路过的机车骑士。
这十多年间，共有七起无差别杀人案。犯罪者或受精神折磨教唆，或受边缘压力碾压。唯有郑捷如此模糊。他的逸出边界，毁坏平稳，使常人拒绝聆听、极力排除。是正常的反射动作，理解毕竟艰难。但他的正常即是他的恐怖，他的恐怖又曾是我们惯习的生活常轨。愈是逐步靠近，愈感「生」、「杀」二字的模糊。萌生、凋落。生，或死。决定生，或死。是自然的运作，人的选择，与社会的介入。每每想起这之中存有的矛盾，便坐立难安。
试图探索，解析作用在随机杀人犯身上的元素，性别为其一，这使我开始也将目光转向凝视女性谋杀者。根据法务部统计，除二〇二〇年外，自二〇一五年起，台湾每年因杀人遭起诉的男性，从二〇二人一直下降至二〇二二年的一百五十八人，基本上有下降趋势；但女性杀人犯的数字几乎维持稳定，多在十几人上下，且近年逐渐升高。若进一步看年龄结构，女性杀人犯居高的年龄层为三至四十岁间。
迄今为止，台湾因谋杀而遭判死定谳的女性仅有四人。林于如是目前唯一未被执行死刑的女囚，在她的案件定谳之前，最后一位女性死刑犯已是二十世纪的消息。
人的选择不会无迹可寻。但这些女性的谋杀，动机往往被化约为短短几行描述：首位女性死刑犯朱瑞真，被认定是因外遇不伦而杀夫；第二位女死囚则是因罹患子宫肌瘤无法生育，「嫉妒他人家庭美满」而连续毒杀九名幼童。第三位杀人者杨丽华被认定为欠债无力偿还而教唆杀人。情杀、财杀，若动机为真，其实与多半男性杀人的理由无异。然男性不因此被视为猎奇的对象，他们不会是惊世丈夫。
情杀、财杀的分类看似是最终解答，实际上，人的行为轨迹可能比想像得更为蹒跚与幽远。若将眼光放置全球，全世界死刑犯和死刑执行总量中，女性占比皆少于百分之五。康乃尔大学法学院世界死刑中心（Cornell Center on the Death Penalty Worldwide）研究发现，女性死刑犯案件高度集中于少数类型，当她们成为加害者前，多数是受家暴、性侵的受害者。被视为诈保而连续杀人的林于如，即以此解释自己的行为，但不被司法接受。这是为何人权团体为其辩护，并援引过去台湾曾有的多位女性谋杀犯在家庭内的受苦情境，试图指出结构的压迫。
结构是记者可以写作的基础。听闻林于如与多位女性谋杀犯的故事后，想起白俄罗斯作家亚历赛维奇。她的书写都有大量的访谈，因为是时代的切片所以可以去辨识化，让所有片段组合而成「活过那时代／事件的『一』个人」。览视近年台湾几起女性杀人犯，这些个案可以既是「一个人」，又是「每个人」吗？
探问来自这几年摸索罪案的省思：而今对照杀人的社会学诠释并不被我喜爱。不单因为书写模式已成套路，也因对抗标签的同时可能亦反复标签、使人扁平。导演是枝裕和时曾说：「我不喜欢用议题或讯息这类词汇来阐述或是被阐述作品。会被这类词汇归纳的作品，铁定是因为处理人的部分太弱了。我一向边拍电影边思考。没有人的存在是为了故事或议题。我们只是像那样的活着──生命翻滚于那些样态的活着。」
存活本身无有可能归类与具备严谨的逻辑。当然有分析与对照的余地，但有时仅是歪斜了，仅仅就是向着那个人以为的光走去。像徐四金的夏先生疯狂走路；村上春树描述的西伯利亚歇斯底里；或卡缪笔下莫梭发射的那发子弹；凯特．萧邦写下接获丈夫死亡消息的马勒夫人。
如果探问，潜意识中牵引写作转向的真正原因，或是童年家庭中男性缺席造成的倾斜，失衡情境养成一种近似魍魉的恐怖——为了活下去、为了让别人也活下去，女性总是学着如何回到现实生活并学会微笑，而那往往倚靠庞大的忍耐与压抑。有时她们没有真正杀人，但以濒死的样态游走于烟、酒、赌、毒。而当她们决定谋杀，她们同时也杀了自己。
死亡只是一则诱发的开关，死亡不比其他状态更殊异。世人来来往往，她本身就承载了一切。我想知道，关于不被轻易分类，或是忽略追问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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