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无数的事物一去不复返」。
如果有人不为失去那些事物而遗憾，那是因为他不曾爱过它们。
我觉得，那些轻易就接受「老年」、歌颂「老年」这件事的人，
他们没有真正热爱过生命。
——西蒙．德．波娃
我们时时惧怕死亡，但我们不会在刹那间成为老年人。人生这个斜坡缓缓而降，让人几乎完全感受不到其倾斜。由于老年和我们相隔如此漫长的时间，以致它的到来在我们眼中有如永恒之久。这个遥远的未来，在我们看来是如此不真实，因此普鲁斯特说：「就所有现实来看，老年说不定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怀抱最久的『抽象』概念。」
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成为老年人，但很少人会提早正视这个新的身分。
没有什么比老年更确定会到来，但也没有什么比老年让我们更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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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史上，女人的历史不曾被当作是个主题，但至少，女人的景况是遵循一条变幻莫测却带有意义的主线在进展。「老年人」，作为社会成员的一个范畴，却从来没有介入世界的运行。事实是，当他仍保有活动力，就能融入群体，而且和群体没有区别，也就是说，他是个「男性成年人，只是年纪比较大」。然而，一旦他失去在社会上的活动力，就落入「老年人」的范畴，是被排除在群体之外的「他者」，而且比女人更加彻底成为纯粹的「物」。
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古希腊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BC），几千年来再无其他人专注探讨老年主题，只散见于各专门学科着作上，或点缀在文学作品字里行间。西方社会只讨论死亡，不讨论老年。在他们的眼里，死亡将生命转化为命运，具有悲剧美感，老年则只是「对生命的滑稽模仿」。从某个角度来看，死亡在授与生命绝对的面向之时也解救了生命，是死亡使他又成为他自己，因为死亡撤销了时间，而时间等于老人，所以有「时间老人」（Father Time）的存在，以老人的形象来呈现时间。
在西蒙．德．波娃看来，西方社会对老年问题的蓄意忽视，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1.外部的社会集体漠视
人类文明几乎可以说都是取决于建立在追求利润的经济之上，于是我们只有在能够带来利润时才关心人类的境况。一旦没有利益可以榨取，我们就把人抛弃。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更明目张胆哀叹已经退出劳动市场的人为仍在社会中劳动的人带来极大负担，还用「退休生活是自由自在、尽情休闲娱乐的时光」这种谎言来粉饰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个社会让绝大部分老人活得如此贫贱，以至于「老」和「穷」几乎成为同义复词。
有了空闲没能为退休人士带来新的可能。在他终于摆脱劳力奉献的桎梏之后，他仍没办法行使自由，因为他有如被判决了充混、厌烦度日之刑，俨然是社会群体眼中的渣滓。
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加上中产阶级传播的迷思与陈腔滥调，老年人成了社会的「非我族类」。彷佛事不关己，可以造成改变的人都选择保持沉默，于是「老年」问题成为「我们社会集体不愿正视的一项羞耻」，那就是：老年人「必须」忍受被社会区隔、漠视的对待。
但一个人在他人生最后的十五、二十年，不应该是「不被需要的」。这种情况显示了我们这个文明的挫败。
2.内在的个人认同危机：
我们每个人，在不知不觉间一日度过一日、一年度过一年。疾病会向人提醒它的存在，老年却是即使身体有些征兆出现，也是含糊不清的，于是本人往往没有别人那么清楚知道自己在变老。
老年，是在「我的『为他存有』」和「我透过他人而得到自己的意识」之间的辩证。沙特（Sartre）所谓的「为他存有」（être pour autrui），指意识到别人在观看我们时的一种存在。我们因他人的注视而成了客体，成为被「他有化」的自己，把他人的主观转嫁，因而感到不自在、失去自由，引起存在不安的感觉。在我内心里，「年纪大的」是他人，是那个我对于他人而言的他人；而这个他人，就是我。
「老年」教人难以承受，也因为我们向来把老人看成异种生物。迈入老年，意味着：我在仍是自己的情况下，是不是正在成为「另一种」人？
而当我们还年轻，心里会有个声音否定老年终将落到自己头上——虽然很荒谬，却始终无法想像老年和自己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事情在我们身上还没成立时，老年只是别人的事。所以，这个社会可以成功让我们转过头去，放任制度剥削劳动者、分化社会、将文化保留给权势，让老年人陷入「非人」的景况，使一个人在他最后的年岁中不能活得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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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出现身心衰颓的现象。这种进程是无可避免的。到了一定时间以后，我们的活动能力会衰退，心智能力往往也会减弱，对世界的态度也会跟着改变。
为什么对我们个人而言，「老年」很重要？
因为是老年——而不是死亡——揭露了我们之前的人生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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