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人文与民主 (全新编辑校对版/3册合售) │ 余英时 │ 时报 │ 4712966627707

Name: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人文與民主 (全新編輯校對版/3冊合售) │ 余英時 │ 時報 │ 471296662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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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特获授权发表

‧第一届唐奖汉学奖受奖致词、接受唐奖演讲全文──中国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罗家伦国际汉学讲座】演讲全文──从科学民主到人文民主

〈接受克鲁格奖讲词〉／〈接受唐奖汉学奖讲词〉，完整呈现余英时学思历程自述

出版人颜择雅特别撰文导读：余英时最重要的一篇通论、余英时给台湾的最后建言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会会士、克鲁格奖、唐奖汉学奖得主──余英时

重要人文思想研究之作，全新编辑校对，绝版经典再现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总论》

颜择雅（出版人）：余英时最重要的一篇通论

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二十世纪中国人最感困惑的大问题

本书是根据于1983年9月3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公开演讲的纪录改写而成的，是当时《中国时报》主办的「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演讲系列的一个总结。就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余英时先生从澄清价值系统着手，将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予以精微的阐发和透澈的疏通。超然于全面西化和极端保守的传统争执之外，既不左右袒，也不做调人，而实事求是、允执厥中地提出了具体、平正而圆融的看法。

这本书即使不是百年来中西文化论辩最后的断案，至少也是五四以来所有讨论文字中见解最圆熟、立论最透辟的一篇，堪称是燕许大手笔、世纪大文章。不仅是余先生本人这方面长久深思熟虑的一个总结，为此下的种种思辨开启了一条通途大道，诚可谓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占有关键性的重要地位，价值至为重大。无论是从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反省的脉络来看，或是从当前台湾政治与文化脉络来看，都是一部极具价值意义的作品。

余英时先生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系统都有其整体性及历史性；「文化」应被当作是成套的行为系统，并以价值系统为中心而展开。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

他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做一个全面性的回顾以后，又从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我的态度、人对生死的看法等四个角度进一步分析：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在这四个文化领域里的具体表现。余先生在这本书里采取整体性观点和比较视野，从大处着眼，扣紧价值系统作为文化的核心，凸显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

特别独家收入：余英时接受第一届唐奖汉学奖　受奖致词、接受唐奖演讲全文──中国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接受克鲁格奖讲词〉／〈接受唐奖汉学奖讲词〉，最重要的余英时学思历程自述

「知识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纪之后才在西方出现的概念，

中国则自先秦时代便有「士」的阶层，并形成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

从士转变为知识人，代表「士」文化的断裂，

也象征华人价值体系的巨大转变。

本书收入余英时先生在1980年代之后研究的菁华，论述知识人在中国的历史渊源、意义等面向，及其流变对价值意识的影响。但本书意旨并不局限在「过去」与「中国」；作者观照中、西知识人在追寻真理上的差异，探讨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为何有其独特性（中国知识人求「内向超越」，西方则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检视「现代以后」（post-modern）价值转向的今日，本书对于了解华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观亦有偌大助益。

书中旁征博引，厘清许多过去读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见解。拿科举制度来说，汉朝的按地区人口多寡设定各郡县举荐名额，因而有几分「代议制度」的味道；宋人欧阳修、司马光在「选贤唯才」（近似「全国联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额的保障）上，立场相左，是因为出身地域不同（欧阳为文化荟萃、中举人数较多的江南，司马则为风华不再的江北）。而汉朝董仲舒建请武帝「罢黜百家」，其实儒家也在罢黜之列，因为他要独尊的是诸子百家均奉为圣典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而非以「五经」为不二规臬的「儒术」。（见第八篇，〈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又如，共产党深知「士可杀，不可辱」的价值观深植于读书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间对于文人「只辱不杀」，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生不如死（而且自杀会祸延家人，行不得）。而几十年来极力摧毁传统知识人价值体系的后果，就是今日中国大陆学术剽窃、「黑心」商业屡见不鲜，被举发时只叹运气好而不觉羞愧。（参见第五篇，〈价值荒原上的儒家幽灵〉）

余英时先生更精辟指出，价值意识一方面渊源于传统，一方面植根于生活的实践，不是少数人可以凭空创造而强加于整个社会的。只要社会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相对于国家（state）的权力而言，价值观念的变迁也自然会找到自己的轨迹。此一见解，着实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论辩辟出一条中道。

《人文与民主》

颜择雅（出版人）：余英时给台湾的最后建言

特别独家收入余英时【罗家伦国际汉学讲座】演讲全文

──从科学民主到人文民主

本书主题是「人文与民主」，包括三个单元：一、「人文研究篇」，二、「民主篇」和三、「思想篇」，选萃余英时先生关于人文与民主议题的三篇未发表讲演文稿，以及七篇旧作，〈「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为最新写就论文，「可以说是同一旨趣的不同发挥。」余先生很早就关注华人社会的人文研究发展，1984年与已故的吴大猷先生讨论人文与科学的发展时，已预见台湾社会中科学当令、功利取向的长程发展隐忧。两位先生皆认为当时社会的进步集中在外在环境，个人的内向开发却被遗忘了，于是产生很多道德、心理方面的问题。书中〈台湾人文研究之展望〉和〈「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两篇讲词偏重讨论所谓「人文研究」，在中国的思想脉络下，究竟何所指，这与「人文与民主」这一主题是互相照应的。

本书以「人文与民主」为题还有一层更深的用意，即针对「五四」以来「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而提出一种异议。余英时先生不否认科学的价值，但认为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基础绝不能仅限于科学。

除了人文研究，余英时先生也关心民主在中国的发展，他根据自己在思想史长年的耕耘，不仅对民主提出通论性的阐释，亦就两岸三地不同的民主发展提出历史解释。他表示1949年后，台湾之所以走上民主，中国没有，是因为中国人文传统在两地截然不同的命运，台湾保留了，中国则彻底地破坏了。余先生并强调人文传统中的儒学一支有许多普世价值与西方民主制度巧妙接合；换言之，儒家传统是民主在华人世界的基石。

书名取之「人文与民主」，是余英时呼吁社会用人文给生命灌注精神价值，并期许台湾作为中国文化社群的代表，在有了民主的选票后，更能以「人文」修养改进民主体制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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