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的幽灵： 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 │ 班纳迪克．安德森 │ 卫城 │ 9786267052242

横跨超过二十年的思想精粹

见证人文经典《想像的共同体》诞生

班纳迪克．安德森从被殖民经验再探民族主义的起源

从世界了解东南亚，也从东南亚了解世界

 

　　★ 东南亚殖民经验、民族主义起源与发展的时空切片

　　★ 呈现被殖民经验、集体主体性发展过程中，繁复幽微的样貌

　　★ 以比较的视角、文学的解构，对殖民主义提出深刻的批判

　　★ 透过比较的幽灵，重新探究东南亚区域研究与民族主义理论

 

　　一部波澜壮阔的比较史，延伸民族作为想像的共同体。

　　而这次，围绕着「比较的幽灵」视角，

　　安德森带领我们反思被殖民经验中的不安与反抗！

 

　　一九八三年，班纳迪克．安德森出版了《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被誉为掀起人文学界的哥白尼革命。这本书彻底改写学术典范，重新定义了我们对民族主义与国族认同的认识，其影响广及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

 

　　事实上，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其理论基础，与他的东南亚研究分不开。安德森于一九五八年进入康乃尔大学东南亚学程就读，最初以印尼为研究主题。一九七三年安德森被独裁者苏哈托逐出印尼后，先转往暹罗，中间也曾前往菲律宾。除了马不停蹄的研究，他也亲身经历七○年代东南亚各国动荡的局势。安德森从东南亚研究出发的视野，使他能以非西方观点思考，终于提炼出《想像的共同体》中普世的民族主义理论。

 

　　本书完成于《想像的共同体》出版后十五年，可谓为《想像的共同体》的延伸补充，也是安德森中间二十多年来不断验证与反思理论的成果。如果《想像的共同体》建构的是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那《比较的幽灵》则可说是以列举的方式，呈现一个又一个东南亚被殖民经验中，那些与旧文化断裂，同时新的民族意识亦浮现的时刻。安德森在书中不断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作为曾被殖民的一分子，我们一方面看待帝国的压迫、殖民者的剥削，另一方面又从殖民主义的观点中重新认识自己所属的民族、语言、文化，甚至是政治认同，而这种比较的、双重的视角，正是民族作为想像共同体的起源。

 

　　何谓「比较的幽灵」？

　　「比较的幽灵」其典故出自于菲律宾民族英雄荷西．黎刹的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在这本小说中，主角在他自己被殖民的家园以及殖民母国的视角中产生了一系列心境上的变化，尤其指一种晕眩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则源自于一种双重视角：一重是以殖民者的角度，而另一重则是以被殖民者的角度，故一旦戴上这个具有双重视角的镜片，便造成一阵心境上的晕眩感。安德森将这种晕眩的感受用来借喻为殖民者或被殖民者两造无法对认同与理解自身处境上，再以单纯的方式看待。

 

　　【第一部　民族主义的漫长发展过程】

　　本书的第一部分，形同延伸并扩充《想像的共同体》。在前书的基础上，安德森进一步探讨了更多影响民族性、民族主义认同形成的因素：包含物质的、制度的，与抽象概念层次上的。安德森分析民族这种集体主体性的形成，特别是个人如何成为民族「连续体」中的一员，例如透过报纸、人口普查、选举主义、政治参与等等，并进而影响了这个「连续体」的样貌。 

 

　　值得注意的是，在官方民族主义的簇拥下，安德森也具体探讨欧美国家所建造的纪念碑、先贤祠、阵亡战士公墓等一系列非常具民族主义风格的标志，以及其背后设立的动机。除此之外，安德森也敏锐地观察到二十世纪以降，逐渐走入全球资本化的时代中，长途民族主义迅速崛起的现象，特别是在流放中形成的民族认同，包含从二十世纪初的离散，到当代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跨国移民。

　　

　　【第二部　东南亚：国家研究】

　　安德森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聚焦在数个东南亚的人物、时刻与场景。可谓是东南亚被殖民历史中，民族主义发展的几个时空切片。

 

　　尤其特别的是，安德森引用大量东南亚文学作品，阐述他对于东南亚各国民族意识启蒙的观点。其中包含二十世纪初期爪哇「至善社」（犹如一九二○年代台湾的文化协会）创办人苏托诺的人生回忆录，安德森从中解读被殖民的深层文化经验。其次是两本十九世纪印尼俗文学着作《真提尼》与《盖洛可传》，安德森以此两个文本呈现当时的爪哇传统，诠释这些文本的作者如何戏弄与挑战旧权贵阶层。而安德森对东南亚文学的深厚底蕴，更可以从他分析菲律宾民族英雄黎刹的小说《不许犯我》中窥见一斑。他不仅从小说的设定中把握菲律宾人对于自我民族的想像建构，也从比较小说的译本中，看见译者对民族想像的时代错置。

 

　　接着来到二十世纪后半，安德森除了谈到东帝汶的独立问题，也详细论述泰国如何在六○年代依赖越战，使得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而形成「大荣景」，进而让七○年代新兴的中产阶级，一方面在社会上既扮演中坚分子，另一方面又主导了现代暹罗的政治谋杀。此外，安德森也发挥他对历史材料的掌握和对当代菲律宾政治的一手观察，提供相当丰富的细节，试图回答何以美国以政治魁儡操作的方式，始终无法取代菲律宾的酋长民主。

 

　　【第三部　东南亚：比较研究】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安德森从东南亚诸国的政治发展做一个整体性的比较研究。这部分涵盖的议题包含东南亚的选举，例如泰国、菲律宾、印尼各是如何开始国家层级的选举并组成立法机构；东南亚独特的「亚洲奇迹」其发生的条件，例如这些国家都历经教育改革的失败与人才流亡于海外等情况，更雪上加霜的是还包括各国领导政府对于资源的滥用、短视近利，甚至是「不爱国」，以至于在冷战期间让国力迅速走下坡。同时，安德森也讨论东南亚各国间或多或少曾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共产主义，以及在共产势力被瓦解之后残存的那些激进思想和势力。值得一提的是，安德森也思考「多数」与「少数」族群在东南亚的政治发展中所代表的意义。

 

　　【第四部　还剩下什么？】

　　至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安德森再次将视野从东南亚放大到全球。借由剖析秘鲁作家巴尔加斯．尤萨的小说《叙事人》（El Hablador），从文学的手法探讨东南亚以外的被殖民经验以及民族与文化的精神。虽然人们经常认为「自己所属的国家民族必定是善的」，但是这种良善的源头究竟是如何而来？安德森用极具辛辣讽刺的笔法，讨论当代民族国家如何将良善的想像建构于生者、尚未出生者，甚至是死者这三类群体之中。最后，安德森也对民族主义情感中，有关于民族良善的迷思提出深刻的反省。

 

本书特色

 

　　1. 台湾虽与东南亚诸国同在亚洲，也同样有被殖民的历史，但被殖民经验又极度相异，使我们对东南亚的历史与政治普遍了解不多。然而，借由安德森的引路，这本书可以带领我们认识东南亚的被殖民经验与反殖民想像。事实上，在阅读本书时，许多时候也会令我们联想到台湾自身的历史（例如日治时期台湾的文化协会，和荷兰殖民时期印尼的至善社）。

 

　　2. 安德森虽然早年以《想像的共同体》闻名于学界并进入一般大众的视野之中，但却鲜少有人知道「民族作为想像的共同体」这个看法其酝酿与延伸应用的过程。而《比较的幽灵》正好可以填补这块知识的空缺，让读者深入了解安德森的理论，进而看到人文科学如何实际运用在国际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中。

 

　　3. 安德森的学术地位无庸置疑，但是从阅读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的实证分析进路，而是以文学叙事的手法，层层剖析东南亚文学作品、神话、剧作，进而阐述、象征东南亚的政治发展与民族主义精神。而安德森的笔锋时而辛辣、时而幽默，尤其他擅长以譬喻、象征的文学写作手法嘲讽西方本位主义与帝国殖民主义，更让曾有过被殖民经验的我们在读他的文字时不禁莞尔。

 

　　4. 阅读本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东南亚的被殖民经验，与二十一世纪当下东南亚「奶茶联盟」反抗的历史——奶茶联盟是二○二○年首先由泰国、香港、台湾网友发起的一个网络社群运动，后来演变成在东南亚诸国遍地开花的实质抗争活动，主要以网络串联的方式响应并对抗各种极权统治。

 

　　5. 吴叡人老师撰写之《比较的幽灵》、《语言与权力》两书导读，预计与《语言与权力》共同推出，敬请期待。

 

共同推荐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李美贤｜暨南大学东南亚学系特聘教授

　　陈伟智｜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蓝适齐｜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依首字笔画排序）

 

各界好评

 

　　在殖民扩张与全球化之下，观念、文字与影像透过科技传播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激情巨浪，也带来阴魂不散的「比较的幽灵」。班纳迪克‧安德森在本书以其慧眼灵视和文学笔触，带领读者探索这形塑现代世界的巨大动能。——李尚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如同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体》中所做的那样，《比较的幽灵》不仅仅只是搜集史料或为大众说故事，而是可以刺激我们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吉原久仁夫／京都大学东南亚地域研究所名誉教授

 

　　在安德森的研究中，一个独特且引人注目的特征就在于，他善于使用文学叙事的手法来解释那些社会科学的概念。不仅仅是东南亚研究专家会对这本书感兴趣，那些真正想理解当代民族主义如何影响东南亚的人，也会对这本书感到着迷。这是一本相当有说服力的书，极力推荐一般读者阅读。——小路易士．P．费克特（Lewis P. Fickett Jr.）／前美国外交官、玛丽华盛顿大学教授

 

作者介绍

作者简介

 

班纳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1936–2015

 

　　爱尔兰裔学者，出生在二战前的中国昆明，生前是康乃尔大学国际研究Aaron L. Binenjorb讲座教授，也是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比较政治学学者。精通印尼文、爪哇文、泰文、泰加洛文、拉丁文与多种其他欧洲语言。安德森对民族主义起源的研究，具有高度开创性，深刻影响当代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是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一九六四年印尼发生九三○政变，独裁者苏哈托推翻苏卡诺政权，并在接下来两年展开反共大屠杀，造成至少五十万人死亡。彼时，安德森正在印尼观察政治形势，同时作研究，但他与其他东南亚研究学者于一九七一年合写的一篇报导文章——即恶名昭彰的「康乃尔文件」——却意外泄露这场不人道的屠杀，导致安德森被印尼独裁军政府逐出印尼。此后，安德森转往其他东南亚国家，先后前往暹罗、菲律宾研究，直到苏哈托于一九九八年失势倒台后，才被准许返回印尼。离开印尼这中间二十多年的时间，安德森透过他敏锐的观察，以及笔耕不辍的书写，累积了可观的评论与学术文章。二○一五年安德森于印尼巴图的一间旅馆中溘然长逝。

 

　　作品包括《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全球化的时代：无政府主义与反殖民想像》、《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之政治文化》（中文版将由卫城出版）等多本学术专着与论文集，亦着有个人回忆录《椰壳碗外的人生》（中文版将由卫城出版）。

 

译者简介

 

陈信宏

 

　　专职译者，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曾获全国大专翻译比赛文史组首奖、梁实秋文学奖及文建会文学翻译奖等翻译奖项，并以《好思辩的印度人》入围第三十三届金鼎奖最佳翻译人奖。译有多本作品，包括《全球化的时代：无政府主义，与反殖民想像》、《经济学好厉害：如果没有误用的话》、《一四九一：重写哥伦布前的美洲历史》等书。

 

目录

作者的话

引言

 

第一部　民族主义的漫长发展历程

1民族主义、认同，以及连续性的逻辑

2复制品、光环，以及晚期民族主义想像

3长途民族主义

 

第二部　东南亚：国家研究 

4黑暗时代与光明时代

5职业梦想

6雅加达鞋子里的沙砾

7戒断症状

8现代暹罗的谋杀与进步

9菲律宾的酋长式民主

10第一个菲律宾人

11难以想像

 

第三部　东南亚：比较研究 

12东南亚的选举

13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

14人各为己

15多数与少数

 

第四部　还剩下什么？ 

16不幸的国家

17民族之善

致谢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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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引言(摘录)

 

比较的幽灵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在我与过去的训练教导我想像为「东南亚」的区域初步接触了一年左右之后，我遭遇了一项我在当时不晓得该怎么描述的古怪经历。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卡诺即将获得印尼大学颁授荣誉学位，于是他邀请了外交使团和该校的学生以及教职员一同出席那场典礼。结果，我在典礼上负责坐在一名年老的欧洲外交官身旁低声为他翻译。苏卡诺当时谈论着他最喜欢的两个主题：民族主义与领导。一切原本都进行得很顺利，但他却突然开始谈起希特勒，而且谈的方式很奇怪：不是把希特勒视为杀人屠夫，甚至也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与反犹主义者，而是将他视为民族主义者。在我们两人耳中听来更觉得奇怪的是，苏卡诺无疑认为台下的学生都没听过希特勒，于是试图借着角色扮演的方式，以他自己那种独特的公共演说风格为希特勒的遥远幽灵赋予某种当地色彩：

 

　　拿希特勒来说吧——哇，希特勒真是聪明得不得了——他可能想要说快乐不可能纯粹在物质的基础上达成，所以宣告了另一种理想，也就是他叫做第三帝国的理想。这个第三帝国会为德国人民带来真正的快乐。第一帝国是老弗里茨（der alte Fritz）的王国；第二帝国是世界大战前的那个帝国，后来在世界大战当中遭到摧毁。「来吧，我们来建造一个第三帝国。在这个第三帝国里，嘿，各位姐妹，你们会过着快乐的生活；嘿，各位兄弟，你们会过着快乐的生活；嘿，孩子们，你们会过着快乐的生活；嘿，各位德国的爱国者，你们将会看到德国登上宝座，高高坐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之上。」各位兄弟姐妹，希特勒描绘这些理想的方式是多么聪明！

 

　　我一面低声翻译，只见那位年老的外交官愈来愈坐立不安而且不敢置信。「你确定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吗？」他一再这么问我。我经常听到苏卡诺以这种角色扮演的方式谈论孙逸仙、凯末尔、甘地、德瓦勒拉（Éamon de Valera）与胡志明，目的在于向他的同胞提醒指出，民族主义是普世现象，而且与国际主义密不可分。我试着向那位外交官解释这一点，但没有成功。他后来气冲冲地返回大使馆，内心更加确定苏卡诺是个心智不正常而且危险的江湖骗子。

 

　　至于我本身，则是感到一阵晕眩般的感受。当时年轻的我第一次彷佛透过倒转的望远镜观看我自己出身的欧洲。苏卡诺自诩为左派，也非常明白希特勒的统治有多么恐怖。不过，他似乎能够以一种平静的态度看待那些恐怖现象，就像虔诚的基督徒平静思索着数百年来标举上帝之名所犯下的屠杀与凌虐；或者也许像是我的学校老师谈及成吉思汗、宗教裁判、暴君尼禄或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之时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事不关己的距离感。从此以后，我将很难再以过往那种方式思考「我的」希特勒。

 

　　一直等到将近二十五年后，我在菲律宾跌跌撞撞地阅读荷西．黎刹（José Rizal）那部非凡的民族主义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借此自学西班牙文的时候，才终于为这项经历找到了适当的名称。小说开头不久有一个令人眩惑的时刻，年轻的麦士蒂索人主角在欧洲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刚回到一八八○年代殖民统治下的马尼拉。他从马车的车窗往外望着市立植物园，而发现自己也彷佛透过倒转的望远镜望着自己的祖国。这些植物园自然而然——黎刹使用的字眼是「maquinalmente」——也无可避免地令他联想到欧洲的植物园。他已不再能够单纯地体验这些植物园，而是同时以近距离又遥远的眼光看着它们。黎刹以极为迷人的方式，将这种无可救药的双重观点称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于是我对自己说，原来这就是我在一九六三年经历的感觉：比较的幽灵。

 

　　本书的形貌

 

　　本书的用意在于呈现出严格界定下的国家研究与区域研究还有「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三者如何集体嵌入属于我们的这段同质而空洞的时间。

 

　　本书的核心，是几篇探讨三个东南亚国家的文章：印尼、暹罗与菲律宾。我在这三个国家都从事过长期的实地研究工作，对其语言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跟在这些国家研究之后的是一批论文，试图在东南亚的框架中针对这三个国家进行主题性的比较。而在本书前后夹着这些章节的则是五篇理论性文章，几乎完全聚焦于探讨民族主义的不同面向。如此安排的想法是要邀请读者首先省思一些理论问题，然后阅读由此产生的实证研究，最后再回到原本那个比较清高的理论氛围。

 

　　自从我被逐出苏哈托将军治下的印尼，至今已经超过了二十五年，但那个国家在我的情感与想像当中仍然持续占有重要地位。如同我在其他地方描述过的，「放逐」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我在一九七二年之后针对印尼撰写的着作，大部分都是奠基于文件研究之上，而不是对于那个活生生的社会的直接体验。不过，这点带来的好处是把我的探究焦点推回到十九世纪，也从日常政治推向意识上的转变，而正是那些意识上的转变使得当今的印尼变得可以想像。最早发表于一九七九年的〈黑暗时代与光明时代〉，探究了爪哇人苏托莫医生（Raden Soetomo）这位印尼最早期也最有魅力的民族主义领袖所写的非凡自传。（不过，那本书真的是自传吗？）现在回顾起来，我已能够明白看出《想像的共同体》的种子早就播在了这篇文章里，因为那部自传谈论的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想像中挥之不去的两个最显着的征象：死亡与光明。第二篇文章〈职业梦想〉写于十年后，探究两首爪哇语长诗的部分内容。这两首诗在当代印尼人眼中是颇为惊世骇俗的作品，其中一首写于十九世纪初，另一首写于一八六○年代，可能是爪哇殖民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而且只比苏托莫诞生早了一个世代。我书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正在思考怎么修订以及校正《想像的共同体》，尤其是如何解释为什么在一八一○年之后，全新的民族主义都开始认为自己具有古老的历史。思考那两首诗与民族主义者苏托莫的回忆录之间的知识鸿沟，为我的理论性结论提供了基础，而该项结论就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代表了极度彻底的意识改变，以致于前民族主义时代的意识已不复返，因此必须以历史与传统加以取代。

 

　　这两篇研究文章也许带有古老的光环，也无法充分传达我与当代印尼的持续接触。在〈黑暗时代与光明时代〉发表前后，我获致了一项对我而言相当不寻常的经验：也就是受到传唤向美国国会的两个小组委员会提供专业证词，由于苏哈托政权在印尼国内犯下骇人听闻的侵害人权罪行，还有残暴侵略（在一九七五年的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并且占领前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的行动，所以当时国会正在考虑是否应该以及可以采取哪些作为。如同我先前提过的，我从没去过东帝汶，也不懂那里的语言，但至少我已成了那个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专家。此外，我也拥有遭到印尼禁止入境的绝佳优势，所以我就再也不必害怕因为说出实话而遭到该国拒绝入境的惩罚：我大多数的印尼专家同事们就是因为害怕遭到这样的惩罚，而保持了谨慎的沉默。奇特的是，准备以及发表那份证词的经验，把我带回了越战时期的感受。那种感觉就像是「敌人」从来没有改变过：同样是说起话来模棱两可的国务院发言人、同样是满口谎言的外交大使、同样是身为冷战分子的军事与情报官员。从那时开始，我和流亡海外的东帝汶爱国分子的接触就愈来愈多，连同一个日益成长的国际网络，由支持东帝汶的人士组成。这样的接触在近期所带来的成果，就是〈雅加达鞋子里的沙砾〉这篇文章，试图解释苏哈托政权为什么在经过二十年的占领之后还是无法将东帝汶人转变为印尼人，为什么东帝汶的民族主义在今天比起二十多年前遭到雅加达侵略之时散播得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入，以及印尼人为他们领导人的野蛮愚行付出了什么代价。

 

　　我在暹罗待了一年（一九七四—七五），学习主要语言、钻研历史，以及关注政治。我那时身在暹罗可说正是时候，因为在一九七三年十月爆发于曼谷的一场大规模非武装民众起义造就了良好的条件，使得长期以来由沙立（Sarit Thanarat）及其副手他侬（Thanom Kittikajon）、巴博（Praphat Jarusathien）接续把持，并且一再受到美国支持、武装和资助的军事政权就此垮台。在一九七四年与一九七五年的大部分时间，暹罗是个极度自由而且活力充沛的地方，满是学生示威、工人罢工、农民动员以及尖锐的政治辩论。一九七五年春天，该国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结果许多左翼人士首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当选进入国会。与苏哈托治下的印尼相互比较，实在很难想像出比这更加鲜明的对比。然而，几乎就在这场选举的同时，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势力却瞬间粉碎，而在隔邻暹罗的保守圈子里引起恐慌。一九七六年间，被视为左派的人士遭到愈来愈激烈的恐怖暴力对待，最后演变成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政变，伴随了在曼谷市区对学生的血腥屠杀。经过这起暴力事件之后，数以百计最为顶尖也最为投入的左翼青年纷纷逃入丛林，获得泰国共产党的欢迎。

 

　　〈戒断症状〉写于政变与屠杀事件的几个月后，也是我首次发表关于暹罗的文章。在撰写那篇文章的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在未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越南会成功侵略柬埔寨、中国则是侵略越南失败，而且那场三方战争会迅速导致泰国共产党的瓦解，因此那篇文章将一九七六—七七年间的国内极化分歧视为一种无可逆转的结果，肇因为冷战以及美国在过去二十五年来的高度控制与转变性影响。所以，文中对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那场政变的分析在今天看来虽然仍旧正确，但文末的预测却在不久之后即被证明错误。〈现代暹罗的谋杀与进步〉发表于超过十年之后，当时该国一个腐败的保守派文人政权随着所有左派组织的消灭而似乎获得了稳定地位。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感伤地对〈戒断症状〉予以修正，也为探讨东南亚「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作品开了头。这项主题在〈东南亚的选举〉这一章里受到了更完整的探讨。

 

　　我在一九七二年初短暂走访菲律宾，主要是去探望朋友，却在那场旅程中产生了马可仕即将宣告独裁统治的预感。这项预感后来就在这名大酋长于同年九月宣布戒严而获得证实。我直到一九八六年二月之后才再度回到马尼拉，当时这个年老病弱的暴君，连同他那个可笑的妻子以及她那些俗丽的奢侈品，被美国人匆匆送去了夏威夷。那时又是一段美好时光，就像一九七四—七五年间的暹罗一样。我有许多学生都涌入艾奎诺（Cory Aquino）治下的菲律宾，而我也跟着他们到了那里去。我自从青少年时期以来就一直想要学西班牙文，而现在正有了着手实现这项愿望的充分理由：因为在现代菲律宾历史的英雄时代，也就是这个国家在亚洲的民族主义兴起当中扮演了先驱的一八八○至一九○○年代期间，几乎所有的文件都是以西班牙文写成。借着辞典、我记忆中残存的法文与拉丁文，以及一本作弊用的英文译本，我于是以最充满乐趣的方式自学了这个语言：也就是阅读黎刹的《不许犯我》与《起义者》（El Filibusterismo）这两部充满煽动性的杰出小说的原文本。不过，令我为之着迷的不只是黎刹，还有原本的起义者波尼费希欧所怀有的勇气、马比尼这位一八九八年革命共和国主导人的深厚学识与堪称典范的品格、安东尼奥．卢纳（Antonio Luna）的军事天才，以及德尔皮拉尔（Marcelo del Pilar）的明晰口才与组织能力。然而到了美国在一九○三年大致巩固了对于菲律宾的统治之时，这些人物都已不在人世。在一九八八—八九年间住在马尼拉，看着岌岌可危的艾奎诺政权一再遭到右翼上校发动的古怪政变行动打击，实在不可能不让人想到为什么菲律宾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卓越人物，以及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辖下的殖民地，为什么会沦为东南亚地区除了共产集团以外最贫困的独立国家。